2022年12月4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主办了一场以“复调北京”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在线上举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六名学者作主题发言,文化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清华大学汪亭存发言题为《“骆驼祥子”与京郊旗族社会》。发言由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далеко от москвы)入手,引出老舍作品的“隐式满族文学”议题,认为“骆驼”是理解小说《骆驼祥子》被隐藏“本事”及祥子旗人身份和原型的重要符码。老舍为此曾刻意留下诸多线索和提示,结合香山旗人口碑资料,祥子健锐营旗人身份获得显影,并可据此并钩沉出小说情节的“前传”。小说所讲述的并非“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而是京郊旗人民国时代的城殇痛史。将《骆驼祥子》与《牛天赐传》及《黑暗之心》(heart f darkness)互文解读,可探知小说《骆驼祥子》为老舍对后帝国时代北京满族青年命运的记录,亦可视其为民国满族乃至整个民国社会的现代性寓言。满族文学视野的缺位使读者“不知身是曲中人”,《骆驼祥子》作为民国时代满族文学北京城殇叙事和老舍隐性满族文学书写的一环为满族史存照,并向现代性发出了“满洲(manju)质询”。彭雨新博士评议该论文时,就“祥子”究竟是健锐营旗人还是圆明园护军营旗人提出疑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提交的报告题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北平的传播与接受》。王建伟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在故都北平,特定的政治生态、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与样态。国民党在北平较低的“存在感”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政治空间,发达的教育体系与图书市场提供了便捷的传播通道。这一时期,北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多元而复杂,既有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知识群体,也有持中间立场的学院派;既有学者出自学术兴趣的自发式传播、个体化解读,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式组织。各方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非常多元而混杂,没有哪个群体能够通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统一的解释权,马克思主义也尚未上升到一种“经典化叙述”。
在互动环节,王建伟还围绕中日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的互译、三十年代北平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的多样政治立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等问题,进行了简要回应。
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副教授作了题为《“如画”的北京:裴丽珠与她的〈北京纪胜〉》的报告。英国作家裴丽珠出版于1931年的《北京纪胜》一书,是英语世界中记载北京历史文化最为详实全面的著作。季剑青先介绍了裴丽珠的生平和著述情况,继而对《北京纪胜》一书做了概括性的描述。作为一位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裴丽珠笔下的北京与一般外国游客眼中充满异域情调和东方色彩的北京迥然不同,尤其是《北京纪胜》一书着力表现的北京的“如画”之美(picturesqueness),在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和现代中国艰难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透露出丰富的审美政治的意味。季剑青简要地追溯了18世纪以降英国美学中“如画”观念的谱系,在这一语境下探讨了裴丽珠借助“如画”观念来弥合西方文化与北京城市风情之间的鸿沟的自觉努力。然而,裴丽珠所欣赏的“如画”的北京,在现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成为历史,一座现代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具有“如画”之美,这是裴丽珠留给我们的课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张霖提交了《建国初期北京的连环画改造》的论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中国连环画大流行,1949-1956年间北京的连环画市场改造过程,以及北京连环画改造对于儿童读物市场和京沪画家的影响。张霖介绍该选题与她从事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联,连环画的改造涉及建国初期的城市接管、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革命文艺与民间文学、大众美术、通俗读物出版、戏曲、电影的关系,以及国画家和连环画家思想改造等多个方面的话题,有一定延展性。汪亭存博士评议该论文,认为论文对于北京连环画市场改造的过程做了比较翔实的梳理,其改造的影响,特别是对京沪画家的影响还未能充分展开,可以作为文章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汪亭存博士认为“复调北京”某种意义也是“复调现代性”,“复调”与主体的多重、流变相关,也与媒介的多元相关。季剑青老师在其专著《重塑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论述所含族群、地域、政治身份等多元视角基础上,增加了外国的视角。季剑青指出中国为实现自身现代化而无暇顾及传统的消逝,而现代文明比“如画”的事物更同质化,进而提出在“现代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具有‘如画之美’”的追问,评议人提出,或许明治之后的日本现代化历程可作为一个东亚内的平行参照系;而西方对日本风景如何记录,这种记录又与对华风景记录呈现出哪些异同,或可作为本议题之外进一步考察的对象。
针对张霖老师发言,评议人汪亭存认为该研究在发表人以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将聚合了多种艺术门类的连环画纳入通俗文艺改造研究的一环,对北京连环画市场改造过程做了较翔实的梳理。论文对民国北京连环画的读售情况,及改造对画师的具体影响,还可以更进一步展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彭雨新博士聚焦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作家饭塚朗及其北京时代,提交的报告为《日侨知识分子笔下的民国北京:以饭塚朗〈胡同的雪〉为中心》。在梳理饭塚朗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旅华经历的基础上,以小说《胡同的雪》为中心解读日侨知识分子笔下的民国北京。彭雨新指出,《胡同的雪》以留学与恋爱两条主线交织叙述了北京日本留学生的在地经验与伦理困境。呈现出个人视角下近代恋爱的破灭与隐喻,以及国族视角下古都北京的城市变貌。特别是,小说将主人公的恋爱对象设定为一个22岁的有夫之妇、幼子之母,并将其看作是北京城的隐喻。这一点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日本作家,如阿部知二等人的北京书写中“女性化的北京表象”。另一方面有意增加了一重“不伦之恋”所内包的伦理困境与良心苛责。呈现出“亲华派”日本知识分子侨居北京时期的复杂心境。此外,《胡同的雪》描写了古都北京在沦陷时期被异化为日本的“远郊边陲”。失去“异国他乡”性的北京城,直接导致了日本“留学生”身份标签的失效。小说主人公在目睹民国北京城市身份骤变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首都师范大学袁一丹副教授指出,《胡同的雪》是一个值得多维度对比解读的、内涵丰富的文本。首先就是“虚与实”的维度,其“实”的部分在于饭塚朗、竹内好、江文也等日侨知识分子群体在北京时期真实的精神状态与情感生活,它构成了以情感史、私生活史、纵欲史的视角解析文本的一重维度。其次则是“个体与群体”的维度。饭塚朗作为一个个案,可分别纳入中国文学研究会、燕京文学社等不同性质的文学文化群体中进行考量。由此进一步检视饭塚朗的特殊性。最后,袁一丹提出,饭塚朗所感兴趣的中国文学资源亦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脉络。饭塚朗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更加趋近于才子佳人文学或者说是通俗文学的脉络?他与这样的中国文学资源接触的契机是什么?这样的中国文学资源之于饭塚朗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的追问都构成了更加贴近研究对象、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通路。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陈玲玲博士提交了题为《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殖民空间的经营与知的集散》的报告。她介绍,此项报告是在自己这些年做的北京大东亚博览会、围绕安藤更生展开论述的新民印书馆、桥川时雄的北京叙述以及沦陷华北的铁道与旅行等“知与殖民”的脉络中展开的。陈玲玲首先介绍了中日学界对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研究的不均衡状态,接着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它的成立始末、它所展开的“文化事业”、山室三良与该图书馆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在图书馆内所进行的诸种反日手段。报告人指出,不同于同时代沦陷下的北京图书馆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是具备了现代形态的综合性图书馆,这是殖民扩张时期日本海外图书馆的共通性。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基本功能是“展示帝国”,代表了一种帝国的文化位阶(cultural hierarchy)。它的存在,表明“帝国”不停留在军事、经济层面,而是更富于扩张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但纵观它的活动,它又是超越殖民与反殖民的二元对立框架的。山室三良是图书馆的灵魂人物,阿部洋对他的访谈揭示了图书馆复杂的面向。针对陈玲玲博士的报告,袁一丹博士指出,如何在机构的历史中来呈现人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她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山室三良是谁,即山室的学术品格和哲学思考如何影响了图书馆的命运;她进而提示山室三良所属九州大学,而九州大学的核心人物楠本正继的学养对山室又有怎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她还提示沦陷区图书馆应该放在更大的图书馆系统和书籍流通的脉络中来研究,并且为报告人提供了相关的宝贵资料。此外,她还建议报告人追问钱稻孙等人介入该图书馆的契机是什么等问题。
此次活动在腾讯会议上举办,吸引了近150名听众。该活动从无产阶级的发展、少数民族(满族)问题、外国人视线等不同层面对民国北京进行探讨,又从小人书的问题切入,链接了战后北京的发展,从不同的视角推进了北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