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利来w66
张耘研究员指出，体制问题是城市管理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在城市治理结构方面，城市管理的主体过于单一，政府被划分为多个层级，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人权和物权等职能划分不清与不匹配问题是导致各种“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而且，北京的城市管理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北京是首都，有其特殊的首都功能，不同于上海等其他大城市。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也会存在许多的不同。为给首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带来了许多挑战。
施昌奎研究员对城市管理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探讨。广义的城市管理是对城巿行政辖区内一切人、事、物的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从城市大系统的角度看可以包括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建设系统四个大系统。狭义的城巿管理通常指市政管理，即城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巿容环卫公共服务事业的运作，包括安全事业、环境卫生、交通运输事业、自来水、电力、煤气、热力的生产、分配和供应等其他公共日常服务。对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课题而言，其城市管理应该是中观层面的管理，是指涉及巿政基础设施、环卫基础设施、巿容环境、公用事业（含交通运输）、水务河道、城市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与城巿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市容秩序管理，包括：市政市容、公共安全、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应急管理和综合执法。
李江涛副研究员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管理概念的提出源自于企业，最初是对人的管理，其规模有几十人，几百人，或上万人。城市管理问题也需要从规模的角度进行划分。小型城市、中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其管理重点、管理模式和体制都会不同，对于一些交通、城管、资源配置等常规性事务，城市管理应该有一个规范体系和一般的管理模式。李江涛副研究员指出，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导致城市问题的一个因素。从居住型城市到功能型城市，再到家园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城市设计理念的不足和管理的不充分，其问题体现出了传统城市设计和管理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
吴向阳副研究员指出，城市管理的要素至少包括三部分，即边界、标准、制度。城市管理具有动态性，当前的许多城市管理问题在过去也许并不是问题，现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城市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秩序和环境需求。更高的需求要求个体让渡更多的私权给管理者。这一管理者可能是政府，也可能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还可能是社区自我管理机构。从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看，合意的城市管理要更多地依赖社区自我管理。因此，在体制上，传统条条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要求，需要把权力下放，权力和资源要进社区，管理体系要扁平化，而且目前的信息技术已经可以支持这种管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让政府管。
施昌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权力下放后，财权如何与事权相匹配成为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标准化的路径来解决。
全所其他研究人员也围绕城市管理的标准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将越来越倚重于标准化，标准化工作在未来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