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利来w66

 

 

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在改革清单上列举的一些举措包括分类治理，将事业单位分成三类：执行政府职能的法定单位；可以企业化运作的营利单位，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这一分类的思路，或多或少使用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分的格局。也有从制度入手来讨论变革，将事业单位体制分解为人事制度、工资制度、财政投入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四块，以推进改革。

无论怎样分类，多数人的意见是由于事业单位机构类别庞杂，不是简单的执法类、公益类和经营类的归类就可以界定清楚的。例如在《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有些单位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人员，界线进一步模糊。因此，事业单位的分类、剥离、转制等等困难不少。

也有人担心，由于事业单位聚集了各类专业的大量人才，而且即便在同一单位中人员的知识和业务素质的差异也很大，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激励，就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将会造成公共服务质量的大幅度下降。

 

还应当看到，如果从社会变迁的广阔视角来讨论这场变革，那么它一方面与事业单位的功能和运行规则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社会走向发达的新需求相联系。

无论怎样分类，有一点可以肯定，事业单位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那些社会公益需要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中相当部分涵容了公民社会的功能， 因而是中国现代善治和公共服务的支柱性的社会构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把事业单位归属为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是比较切近的。例如，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所界定的，事业单位是 “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在这些公共服务组织中最具代表性是那些从事教科文卫、媒体、体育、环境的各类专业人士。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130多万个，纳入单位编制的人员近3000万。在当下的中国社会，70% 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集聚在事业单位里。

对专业人士及其多样化专业知识的需求，在中国社会开始迈向富裕的大背景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 这既包括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追求更好的城市治理和高品质的社区生活; 也包括随着中国竞争力日益增长, 需要向世界彰显其软实力。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看待事业单位的改革，它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当我们说事业单位的改革深层动因指向了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需要高质量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而其实现又有赖于提供多种多样服务的各类专业人士。那么变革就不单纯是考虑减轻财政负担和管控节流，还需要在优化资源配置上下功夫。因而，构建资源多元化的平台显然是促进专业进展的一个基础。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前不久一名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拿到硕士的中国商人，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近900万美元，此举引发了热议。一些人认为，由于有中国大学的培养经历，他应当把捐款先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上。也有人认为，捐款人支配自己所赚得的钱本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人们能够注意到对于一个发达社会来说，公民主动地和经常地捐助科研、学术、教育和艺术是一种制度和习俗，那么上述赞助就不过是源源不断的捐款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例如在2007秋，笔者曾经读博的加拿大多论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就收到了一笔1500万加币的私人捐款。这是加拿大和美国众多社工学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赞助。捐款者是一对夫妇，太太是做社会工作的，而先生则从事金融投资。他们捐款的目的很明确: 帮助儿童和推进社会正义。捐款人指定这笔基金用于每年资助50名研究生奖学金和五个科研项目，包括儿童精神健康、儿童福利和保护、医疗照顾以及法律和社会工作等等。与此同时，该学院还收到了一笔15万加币捐款，来自一个佛教协会。捐款目的同样明确: 用于支持有关中国移民的研究以及培养华裔社会工作专业人士。

以上捐助至少告诉我们如下信息: 第一，发达社会对公共服务组织的资金支持是多元化的，并非只有政府财政一家。 第二，这类捐助是制度化的和源源不断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富裕社会来说，人们”露富”的方式更多地是通过捐助各类公益事业，而不是一掷千金的炫耀性消费。 第三，捐助款项的使用是透明的和严格受到监督的。

在集聚了大量专业人士的科研、教学和文化单位中，上述成就取向而不是关系取向一旦形成风气，对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持久推力是绝对不容小视的。当然，在事业单位的改革中构建资源多元化还需要资源开放的制度安排才能持久。这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近年来谈论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在大学和科研单位， “去行政化” 是一个热门议题。然而，尽管许多学者和专家一再呼吁学术职称与行政等级脱钩，诸如 “局级调研员”、“处级教授” 乃至 ”科级道士” 之类的攀比却依旧挥之不去。

有学者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利来w66首页的新闻做了一个 “官味度” 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3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大学本应由学者教授唱主角，可突出宣扬的仍是有官位的人。

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国已经迈向科技工商社会，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凸显专业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什么在科研与教育这些最不适宜行政化的领域，官味度非但不降反而上升了呢？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到 “行政化” 背后的社会资源 (特别是公共资源) 的配置和运行结构。

道理很简单，当了解专业需求的专业人士无法参与到有关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而不熟悉专业的人又垄断性地规制着资源分配，后者的行政职级就不能不令人 “刮目相看”。这样一来，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窘境，拉关系、依附恩从、几十个教授争抢一个 ”处级待遇” 等等陋习的泛滥就丝毫不奇怪了。在这里，人们所追逐并不是局级、处级的称谓，而是看重行政等级背后的资源配置。

以上分析可以解读近年来许多业内人士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种困惑: 为什么中国社会开始富裕起来，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加大，然而在高端产品和创新人才的涌现却仍显不足。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就在于，缺乏支撑高端产品的平台和优化的资源配置。

由以上讨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 “行政化”的尖锐批评和对高端产品和创新人才的呼唤，实际上是同一改革过程的两个侧面。又由此可见，”去行政化” 的治本之道更多的不在于高调道德的劝导，而在于搞好公共资源开放的制度安排和公众参与。
这既包括公职开放 – 竞争上岗以及刚性的岗位任期制，也包括让专业人士参与到有关资源分配的决策中去。

所谓公职开放，就是指在那些涉及资源分配的岗位向具有同等资历的专业人士开放，特别是切实执行岗位任期制。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院长和系主任岗位任期通常为三至四年，一个人在位至多两个任期。目前，这一制度在中国一些知名大学也已成为现实。这对于遏制中国社会中那种喜欢搞熟人圈子、近亲繁殖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通过制度安排让专业人士参与到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中去。例如现在国内外方兴未艾的参与式预算。这一模式是利益相关方通过一定的程序，通过利益均衡、协商和妥协来决定公共资源使用的过程。 

不仅如此，资源开放还可以进一步推动资源多元化并提供一种制度保障。道理很明显，只有当众多的赞助者能够通过透明的程序了解和监督经费的流向和使用，社会捐款的源流才能持续不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分类治理还是从制度变革入手来讨论事业单位的改革，观察改革绩效的一个重要层面在于，它能否为专业人士提供一个资源多元化和资源开放的平台，从而能够创设一种社会氛围，这包括:

很明显，这一氛围的形成有助于破解深水区的难题。所谓 “深水区” 不外是说进一步变革所面临的问题常常是盘根错节的，一步到位和单一方向的突进难以奏效。 例如，前面谈到的去行政化问题，显然就不是简单地换几个人和颁布几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资源多元化和资源开放的制度安排不到位，缺乏参与的氛围，那么仅仅换上几个热望革新的人也难以走远。

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中做事和做人，是否能够鼓励在透明程序下的竞争和妥协，又为选优提供制度激励？是否有助于积淀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熟人和膜拜权力的新人际关系，即一种平等参与的公民交往格局？ 而且，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让专业人士令人羡慕是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生成中得以实现？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继续讨论下去。

不仅如此，有关资源多元化和资源开放的讨论也提供了从文明变迁的视野来看待改革成果的思考。当我们谈论成就取向、资源开放和参与式治理，谈论建构一种支撑高端产品和创新人才踊现的社会氛围，是否 ”去行政化” 以及 “官本位” 这类中国传统一直面对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正是随着上述氛围的生成而逐步地和自然而然地消解了？

无论这一进程是否正是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中率先得到印证，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话语的汇聚以及它们为人们所反复讨论，这本身或许就在说明一种亲和法治而不是人治、一种凸显参与式治理和公民文化的社会文明正在向我们一步步地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