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利来w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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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6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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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科院管理所党支部举办第一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陆小成
2012-4-24 12:43:04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院网站
2012年4月11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所党支部承办的第一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交通“首堵”问题研究。会议由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外国所、法学所、综治所、经济所等多名博士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京华时报对本次活动进行了采访和报道。管理所所长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外国所刘波博士从城市公交补贴制度比较的角度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北京应完善相关公共交通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提高补贴效率，制定科学补贴方式，明确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拓宽对公共交通补贴资金来源，建立严格的公交补贴监督评价机制。法学所张苏博士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北京中心功能区向外扩建，应当将中心城区的医疗、就学、金融、物资集散等功能分解，向五环外建设；第二，切实推进公务用车改革。综治所杨锦炎博士从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程序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对大家的演讲进行了点评，并针对首都交通拥堵问题提出了梯度限行制度方案，认为在四环、三环、二环等不同区域范围根据交通压力大小采取多种方案的限行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交通拥堵问题。经济所唐勇博士参加了会议讨论，并饶有兴趣地分别对各位主讲者进行提问和热烈辩论，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最后，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从“职住分离”模式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要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解决职住分离和“睡城”现象，核心区应减少高层建筑和写字楼的规划和建设，远郊区县应加强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统筹发展。
通过本次学术沙龙活动，与会者纷纷表示，本次活动提供青年学术报告和交流讨论的重要平台，大家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剖析，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增进感情，拓展视野，希望以后能多举行这样的活动，并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式不断创新交流模式与机制，提高本院学者的学术交流能力、研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外国所刘波博士从城市公交补贴制度比较的角度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北京应完善相关公共交通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提高补贴效率，制定科学补贴方式，明确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拓宽对公共交通补贴资金来源，建立严格的公交补贴监督评价机制。法学所张苏博士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北京中心功能区向外扩建，应当将中心城区的医疗、就学、金融、物资集散等功能分解，向五环外建设；第二，切实推进公务用车改革。综治所杨锦炎博士从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程序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对大家的演讲进行了点评，并针对首都交通拥堵问题提出了梯度限行制度方案，认为在四环、三环、二环等不同区域范围根据交通压力大小采取多种方案的限行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交通拥堵问题。经济所唐勇博士参加了会议讨论，并饶有兴趣地分别对各位主讲者进行提问和热烈辩论，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最后，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从“职住分离”模式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要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解决职住分离和“睡城”现象，核心区应减少高层建筑和写字楼的规划和建设，远郊区县应加强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统筹发展。
通过本次学术沙龙活动，与会者纷纷表示，本次活动提供青年学术报告和交流讨论的重要平台，大家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剖析，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增进感情，拓展视野，希望以后能多举行这样的活动，并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式不断创新交流模式与机制，提高本院学者的学术交流能力、研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跨越转型陷阱，共建和谐社会
——管理所举办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2012年5月30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管理所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跨越转型期“阵痛”的社会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会议由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法学所、综治所、城市所、经济所、文化所、社会学所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和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本次活动主持人陆小成博士先分别介绍主讲嘉宾，并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转型陷阱”为引子提出本次研讨主题。孙教授所提出的“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种“转型陷阱”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作为社科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如何提出更加有效、和谐的w66利来的解决方案和学术观点，如何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困境，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共建和谐社会？
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从“怎么看待中国的基尼系数”的视角对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居民收入虽普遍提高，但基尼系数已超过0.5，财富两级分化严重。不可否认近年来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确有提高，但谁都不会否认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个事实。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成果均表明，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最后提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第一，从社会学视角看，基尼系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怎样的？反向关系是怎样的？中国基尼系数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联合国的标准0.4）？第二，从经济学视角看，基尼系数与竞争环境（发展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效率如何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
城市所赵继敏博士认为，我国经济上有从计划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在社会管理上从管理向治理转型；政治上民主化进程也在推进。从城市科学来看，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度超过50%，进入了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但城市迅速膨胀，空间开发的无序也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生活环境、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诱发社会问题，城市空间开发面临转型。赵博士认为，解决社会转型“阵痛”的有三点比较重要：首先是推动城市化的全面发展。因倡导“健康城市化”、“新型城市化”，主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路径。其次是在城市内部，合理规划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居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资源。第三是要减少人为限制资源要素的流动，打破空间垄断。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促进土地合理流转，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综治所杨锦炎博士认为“转型陷阱”的研究指出了当前我国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聚改革动力，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难题。杨博士认为，继续深入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和权力运行的透明化是破解这种困局的首选，并稳步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的今天，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法治应该是最容易达成的改革共识。因此，推动法治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依法规范权力的运行、规范市场的运作和人们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纳入规则之治，在法律的框架下良性运行。而公开透明化的改革，有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下产生的种种暗箱操作，有利于民众对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运行。
法学所张苏博士认为，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还没有真正到来，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认为是在2019年（请见陈志武的《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但社会转型的“阵痛”不管是到来了，还是没有到来，都需要重视技术创新、产学研互动和社会组织的培育等。跨越社会转型期“阵痛”需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美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依靠创新型产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处理好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其中，科研机构和大学助推了产业技术和产品高科技含量的提升，加强社会服务，特别是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发展转型与跨越也是重要特征。
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会有相对应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归根到底需要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想深入彻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培育真正具有自由平等价值观的精英分子，并不断扩大形成精英阶层；二是精英阶层要不断教育和唤醒民众；三是要有精英中的精英或者说是“精神领袖”之类的人物来强力推行社会转型和改革。
文化所陈红玉博士认为，在跨越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难题包括创新、生态、环境、可持续、平衡发展、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这些问题导致当前创意产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突出的表现是“混乱”，在我国，文化与创意相关的新型产业，也同样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志在必得的一杯羹，也正在按照当前利益格局进行资源配置。创意产业要突破这一瓶颈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在的社会整合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讲，跨越转型时期创意产业的“阵痛”来自管理和体制，相关利益者个体不可能在既定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这一“阵痛”必然不是短期的，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中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创意产业在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一个以创意和效率为中心的城市或者社会管理系统必然逐渐成型。
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对大家的精彩发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中央关注的主题前期发生过几次的变化，如由“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今天的“文化发展”，可以发现上层讨论和关注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孙立平教授在“转型陷阱”中提出要公平公正，关键是应该取得共识。戴建中研究员认为，获得共识不敢指望，但加强顶层设计确实非常重要，跨越“转型陷阱”更多的需要底层对精英的互动。
最后，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个人看法。认为破解“转型陷阱”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探索，即两种对立矛盾体进行思考，包括政府与市场、“上”与“下”、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官与民、公与私等，从根本上考察，实际反映这两种维度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如何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寻求更加和谐、委婉、持续、稳定的解决方式、路径和机制尤为重要，我们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命题，并将维稳作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在非常时期的首要工作和核心任务，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的这种警惕思维。由此，“转型陷阱”问题存在的根本在于当前并没有形成有效调和这两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安排，相反可能在较长时期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异”、固化和定型化，很可能危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尽管我们在党的宗旨上、国家宪法层面强调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没有好的机制和制度来协调和保障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会产生这种“转型陷阱”。
陆博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也需要从以上两种维度来寻找，从“上”、“强”等的角度，应该思考特定利益集团的“让利”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并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和危机，适度地“吐出”某些利益甚至于“退居”有利于自我保护和自身利益的持续、健康、安全发展，过度垄断和过分集中社会资源，国家应从制度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从“下”和“弱”的角度，应该加强民众的知识教育，加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社会等的培育，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公民个人应借助“扩招”机会多读书，提高民众知识素养，减少“愚民”，增进社会共识和权利意识，提高民主地位和经济地位，共建和谐社会，这是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命运、壮大自我、提升地位的关键路径。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从中午1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与会者兴趣盎然，讨论激烈，收获颇多，意犹未尽。特别是戴建中研究员从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如何做好学术研究的视角，鼓励大家多实践，多读书，多讨论，建议我们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争取支持，创新模式，走出院子，走入田野，加强交流，扩大影响，为提高本院青年学术水平、学术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夯实基础。
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管理所举办第三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2012年6月17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三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管理所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看政府职能的转变。会议由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综治所、经济所、科社所、管理所以及工信部某研究院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主持人陆小成博士先介绍主讲嘉宾，然后介绍主题背景：6月11日，崔永元参加以“乡村教师培训公益活动”为主题的微博访谈，访谈开始前，他在微博中写道：“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八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该微博立即引起网络轰动，争论激烈，同时也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邀请从事多年研究的慈善事业、公共管理、政府职能、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相关学者进行本次学术探讨，崔永元作为慈善组织的代表该不该如此怒斥？湖南省教育厅该不该参与和支持？政府在面对慈善活动到底应该怎么对待？
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认为，从崔永元怒斥湖南教委“三不”事件可以看出：目前，很多政府官员还没有搞清楚与慈善公益组织的职能定位和关系定位。从职能定位来说，政府应该干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慈善事业应该由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去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干政府的事，民间干民间的事”，这就是职能定位，这一点大多政府官员是有这个意识的，是清楚的，但大多数政府官员还没有弄清楚与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定位。
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应该是“帮扶与监管”。当慈善公益组织提出帮扶要求时，政府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扶，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发挥监督和提醒的功能，防范于未然；当慈善公益组织没有向政府提出帮扶需求，或不希望政府干预时，政府也有责任去行使部分监督职能，以避免出现慈善公益组织中的“道德风险”。湖南教委的“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显然是错误的。这些官员只知道与慈善公益组织的职能定位，而没有搞清楚与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定位。“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显然与“帮扶与监管”的要求相矛盾，是典型的“不作为”。
施昌奎研究员认为，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应采取必要的帮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税收优惠和减免的政策支持。二是资金的支持。政府可以安排一部分财政资金来支持，以增强这些慈善组织的实力。三是提供信息服务。政府的优势是掌握众多的捐助对象信息，政府如果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这些慈善组织，将会大大节约这些慈善组织的搜寻成本。
对慈善公益事业需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管体系。（1）政府监管是重要的一环。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管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慈善组织注册和年检的日常管理。降低登记注册和年检的门槛，将所有的慈善组织都纳入政府的管理序列，对一些名不副实的组织清理出去。二是加强对慈善业务的税收管理。政府税务机关应严格审查慈善组织的慈善业务，快速甄别慈善业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便于慈善组织能够尽快地拿到免税证明，快速地开展慈善业务。三是对政府支持的财政资金进行财务审计。对一些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纠正，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将永久取消获取政府资助的资格。
（2）建立司法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司法监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监督的效率较高。但必须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并重，这样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要建立司法监督的组织保障。各级司法机关都要建立由检察长牵头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慈善组织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工作。第二，要完善司法监督的程序。各级检查机关的职责是调查和审汁慈善组织，发现其领导人或者信托人是否有失范管理、转移资金甚至欺诈行为。而慈善组织必须定期向检查机关报告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第三，要建立问责制。司法机构对所管辖的慈善组织负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的职责，如果检查机构监督不力而造成公益组织的重大损失，检查机关的负责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首先，要引导社会舆论，让更多的目光关注慈善事业。其次，要制订具体措施，保证各种媒体能够定期开辟“慈善专栏”。第三，在“慈善专栏”的内容上，既要有正面的宣传，也要有深度报道和问题探索。既要做到宣传慈善事业的目的，也要达到社会舆论对慈善组织监督的作用。第四，各种媒体要定期公布由民间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评估结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慈善组织，让更多的民众监督慈善组织及其行为，也让更多的民众在捐助时有一个确切的选择，从而使慈善组织越办越好。
（4）建立民间评估机制。要建立针对慈善组织的民间评估机制，首先就必须有一批针对慈善组织的民间评估机构，这些中介评估机构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优胜者通过品牌的建设赢得了广大民众和政府的认可，成为社会的权威评估。其次，要有一套评估标准。这些标准应该包括董事会管理职能、目标、项目、信息、财政资助、资金使用、年度报告、职责、预算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每个评估机构的标准可能不同，经过市场检验之后，最能为市场所接受的标准就是最权威的标准。最后，要在规定的媒体上定期发布评估结果。这个评估结果将成为政府支持和民众捐助的参考依据。
（5）建立公民个人监督机制。第一，提倡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首先，要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教育。加强宪法的宣传和普及，让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公民生活的准则。其次，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最后，要加强公民的信仰意识教育。信仰不是迷信，因此要倡导公民建立对于真善美的信仰，鼓励各种进步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等。这三个层面的教育要结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综合开展，尤其要加强学校教育。第二，建立“慈善监督员”制度。目前，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慈善监督员”的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重庆与山东济宁。他们的做法是从社会上聘请（招募）一些热心的公民，通过他们对慈善团体进行监督。在聘请慈善监督员的过程中，既要保证慈善监督员的热情与爱心，同时还要具备一定专业素养。因为慈善事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慈善组织的业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些业务专业性非常强，所以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监督员必须具有对口的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监督任务。
（6）形成行业自律机制。首先要加强慈善公益行业联合会的权威性。权威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授权，二是服务的质量。其次，要加强社会对慈善公益行业联合会建立自律机制的督促。自律机制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果缺乏外在的压力，自律机制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综治所杨锦炎博士认为，关键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如何处理。作为政府部门，湖南省教育厅的表态，表明了其什么态度，如何评价？作为慈善组织应该如何处理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做好定位？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特别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努力达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状态。但是，合作共治到底应该如何合作？从这个事件中反映得特别突出，值得深入思考。
杨博士认为，湖南省教育厅的表态，理解为不干预是比较公允的，但不等于说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根据有限政府原则，法律有明文规定授权给政府的事情，政府才作为，法无明文规定的，政府不得为之，以防止公权力的任意扩张。这与公民不同，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因此，政府在没有法定职责的情况下，政府不做出某行为，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崔永元基金会要求湖南省教育厅从通知、公示、资格监督并盖章确认等六个方面予以配合，实际上是要求教育厅动用一定行政资源予以配合，并承担确保参训教师身份真实的责任。教育厅并无配合崔永元基金会的法定义务，从法律上看，崔永元所提的要求有些过分了。而因为教育厅的不配合，进行“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的批评，是有些过。这是本人对崔永元事件的评价。这个事件反映出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当前很流行的说法是合作共治。但是，合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政府必须帮扶，怎么帮扶？帮扶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我想，合作共治的基本前提是双方主体独立，法律上地位平等，谁也不能凌驾在另一方之上。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与公共组织之间的合作共治，应该有多种模式，既可以是“明合”，也可以是“暗合”。
科社所尤国珍博士认为，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慈善组织与政府两者沟通的问题，反映出的问题是当下政府机关应该如何学习与民间公益组织相处共生、谋求共赢的发展。我们对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事件细节问题还不是很了解。微博发出来后，短短时间就有500多万条微博热议，绝大多数网友对崔永元表示支持，“一边倒”的力挺崔永元，认为这是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体现。出现这种情况与当前社会的风气有关，大部分网友处于非理性状态，认为政府可能因为对公益的事情没有好处可捞，所以拒绝合作。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种类型观点认为，通过名人效应来达到炒作目的。崔永元兼有名人和慈善的双重效应，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来自网民的民间声音。崔永元是否打着慈善的旗号达到某种目的和效果还难说。还有观点认为，名人也没有特权，作为公益组织，应该放低心态，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作用，不能以救世主的姿态来高高在上。
尤博士认为，深入思考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次争吵极有可能是慈善组织与省教育厅事件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当崔永元的理想主义遭遇到政府机构的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地擦出一些火花。当前，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发展建设还处于初期，如何探寻公益组织和政府合作良好的合作机制是我们应该好好反思的问题。政府应该学习如何与慈善组织合作，重视事件背后的民生诉求。
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崔永元怒斥事件应该从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入的层面来进行讨论。首先，地方政府对崔永元慈善公益事业的“三不”态度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必然性，站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考虑，官僚们主要对上负责办好上级交待下来的事情。要从根本上扭转政府的这种“不作为”态度，应当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进式”改革，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一直进展甚微。这就好比经济学当中的多元生产函数，当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生产要素保持不变时，其他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以前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随着边际效应递减，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减少。从长期来看，政治体制应该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可变要素逐步进行改革，才能使得整个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最后，唐勇博士也承认，在短期内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可能性不大，是生产函数中的不可变要素，但政府可以在行政管理上进行一些微调。比如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把市场应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还给市场，从不该管的地方退出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比如搞清楚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慎用行政、强制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等等。
科社所孙照红博士认为，仅凭媒体的报道和崔永元的微博，我们不好评判涉事双方孰是孰非。如果说崔永元代表的是慈善组织，湖南省教育厅代表的是政府部门，单纯从字面来理解，湖南省教育厅的“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恰恰尊重了慈善组织本身的性质。但是，从道义上来看，湖南省教育厅对慈善组织应该给与支持。另外，事件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是双方的利益没有达到对方所要求的结果。
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个人看法。认为本次事件可以从社会影响、公共管理、涉事主体、公共治理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与探讨。（1）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本次事件具有积极意义，对社会管理、政府职能、政府理念、执政方式、政府权威等方面形成很大的挑战与触动。不管本次事件是对是错，但已经发生，促使包括政府部门、慈善组织、学术团体、网民群体等在内的多方面的探讨和思考，问题的发生反映当前某些问题的存在而且是一定程度的激化，这有利于我们进行理性思考和协商治理，可能获得有利于事情解决的某种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就像郭美美等事件一样，尽管形式不一，性质不一，但其直接推动我们当前政府管理、社会政策、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变革与改良，这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或者利益缺损者的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创新与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次事件应该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没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很多问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积怨成疾”，不利于社会机体的良性运行。
（2）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体现对行政文化、政府职能、行政监督等多方面转变的公民期待。传统行政文化表现的是官本位文化，官员高高在上，民众没有平等地位和机会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达，不能有效反映民情民意，是一种统治型、封闭型、人治型的行政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发展。崔永元敢于怒斥政府，一方面要求政府在行政文化、职能转变、行政监督等层面，应该更多的是服务理念，体现政府包容理念，体现民本位思想的要求。另一方面，体现对威权政府的怒斥，能让民众进行怒斥，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国行政文化的进步与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政府要包容、要容忍，要主动适应这种转变，并创造条件让老百姓指责。政府及时回应民众需求，体现民主行政、参与行政、回应型政府的特质，这有利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进步，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宗旨回归。因此，政府在职能、监督等层面均应正视这种民众诉求包括慈善组织的合法合理诉求，变干预为服务，变统治管制为依法监督，为民众创造条件搞好服务，有支持，有监督，有协调，体现为人民服务宗旨。
（3）从涉事主体的角度来看，反映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定位问题。崔永元所代表的慈善组织对湖南省教育厅提的六个要求，方式方法都不够和谐，过于强硬，而且是以个人名人的身份来进行这种利益表达，这不利于一般性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常规性沟通和协调。从政府部门来看，政府部门需要慎重对待所有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期待，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别把老百姓的呼声不当回事，这有悖于服务型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要求，同时呼声不解决，会给党和国家积压更大的社会祸害和不稳定隐患，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政府应该思考以哪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来促进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和协调，对待崔永元作为慈善组织的诉求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被动和消极。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从顶层设计与矛盾消解的战略高度重视和鼓励民情特别是民怨的表达，民主政府不要怕骂，不要禁止民众责骂，要让老百姓多骂，把怨气和诉求以有序的释放机制和渠道排泄出来，重视民生建设，特别重视对上访等事件的及时处理和正确处理，而不是以“维稳”的旗号和手段来强力压制和限制民众的呼声，这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振兴。骂完之后的事情发展就可能是对人民政府的更加理性的表扬和赞许。
（4）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崔永元怒斥省教育厅事情的发生，本人认为是件大好事，至少将民众或者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行显化，问题提出来，会更有利于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思考，这确实是反映了我们政府和社会建设的进步，反映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现代政府或公共行政在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群体，传统的统治或者管制和包办代替的做法都难以胜任当前的复杂繁重的政府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民主的力量和社会参与机制实现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这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理论发展要求，更多的是当前行政实践的迫切期待。因此加强政府行政体制包括行政文化、行政职能、行政方式方法、公务员素质、行政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与转变迫在眉睫，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与服务效率，有利于政府绩效的改善与增进，最终实现包括慈善组织在内各方面的利益均衡与民主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这一点，人民民主、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就不远了。
加快北京城市转型，促进首都绿色发展
——管理所举办第四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2012年11月8日，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大召开，共同探讨学术热点问题，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四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本院308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北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会议由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经济所、市情调研中心、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名科研人员和记者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本次活动主持人陆小成博士先分别介绍主讲嘉宾，然后介绍主题背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快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共同选择，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努力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要求。北京城市化正处于全面转型与科学发展的攻坚阶段，但长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多方面的瓶颈性制约。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全国文化中心，加快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但如何加强北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经济所刘薇博士从创新驱动和绿色创新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绿色创新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生态现代化为代表的创新具有全球化的市场潜力。由于绿色发展和绿色创新存在市场失灵，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需要政府主导，实现政策驱动型的绿色创新，加强绿色产业投融资、建设绿色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全国绿色高科技创新基地、绿色创新服务平台、中小企业创新知识系统等。刘薇博士认为，在专利方面，北京尽管科技资源丰富，专利申请数等指标处在全国前列，但是关于绿色创新方面的专利指标却处落后于山东。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加强政策完善，完善绿色政府采购政策，制定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企业创新主体，形成绿色创新环境，加强创新资源配置和资源定价制度建设，建立绿色产业科技创新激励政策等。
市情调研中心刘小敏博士认为，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对于北京市而言，提出了绿色北京和世界城市等战略，在战略层面已经比较高，但实际执行与战略决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个问题与国家发展战略和执行的差距特征相符。存在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建立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京早就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但在实践层面却缺乏足够的动力，首钢问题解决是借助奥运会的机遇和动力。没有奥运会，北京污染可能更严重。北京的发展以政府推动型为主导，那么提出战略的同时，政府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城市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寻找城市绿色转型的动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契合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战略制定应该与实际执行紧密结合。
管理所博士后董丽丽认为，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应如何弥补战略决策与实际执行之间的鸿沟，如何减少和避免这种断裂。理想中的决策制定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决策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缺乏收集信息的通畅渠道，缺乏各级政府中介环节的信息反馈和纠正，就很难保证战略的有效执行。如政府提出要绿色采购，但是做了哪些绿色采购的事情？有没有形成自主性的绿色创新产品和发展格局都是应该认真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城市转型提出的绿色、生态、低碳、环保等相关概念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环境保护，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变暖。加强城市绿色发展和低碳产业，目的是缓解全球变暖。绿色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垃圾的减量化及其处理。北京城市人口多，最为头疼问题是垃圾怎么减量化以及如何处理，现在的垃圾焚烧问题很多，实现垃圾减量很有限。二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从人的本身去改善，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转变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三是能源的替代问题，怎么通过创新，发展新的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减少碳排放。创新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进行，创新不足可能与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灌输式教育问题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刘维维认为，北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关键的是要解决人口太多问题，北京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与中小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如何从国家层面将北京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其他城市，实现均衡发展可能是重要出路。
北京日报记者童曙泉认为，绿色转型要与实际相结合，在经济上不能产生大的波动，城市转型需要实现经济平稳过渡和渐进发展。我们呼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出了问题又都去找政府。对于个人行为，国外均有许多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和负责，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风险很少。因此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并以其为杠杆，促进社会组织完善和政府转型。
管理所研究员施昌奎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到模式转型的时候，高投资阶段没有结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这种发展模式还是主流，绿色发展才刚刚开始。学者有先知先觉，理论研究是为未来模式转型做准备。如果后30年能靠绿色发展模式保持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支撑民族振兴事业，那中国就真正变得非常强大了。
陆小成博士从建设首善之区的视角探讨北京城市绿色低碳转型问题。建设首善之区，其“善”应该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发展，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宜居城市建设。首善之区要求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低碳、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但目前北京城市发展仍然严重存在人口膨胀与土地、水资源、交通、住房、就业、基础设施、能源、环境承载力等多方面的矛盾。北京应该构建城市低碳转型的基本理念和战略框架；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清洁生产和低碳消费，鼓励公众参与植树造林，增加碳汇，强化低碳转型的社会责任；加强低碳科技资源整合，实现北京统筹协调发展，建设低碳宜居城市；从功能区分工和结构优化的角度，应该树立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理念，减少过多功能在核心区的集聚，加快资源、能源、交通、人口、产业在区域之间的统筹发展和疏解，特别重视对远郊区县公共服务、交通基础设施、商业区等方面的建设，核心区减少商业区、行政机构、教育医疗等过度集中和布局，统筹协调长远与短期、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等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与资源整合，实现城市核心区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协调、和谐、宜居、低碳的全面转型。此外还要加强首都经济圈和跨区域低碳合作，加快国际低碳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进而加快北京城市转型，助推首都绿色发展、建设首善之区和世界城市。
为春节回家拼车建言，为破解一票难求献策
——北京市社科院第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在建外soho举行
2013年1月20日，由春节回家互助联盟筹备小组主办、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和管理研究所参与承办的“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大型公益活动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北京建外soho如期举行。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上午为金六福“春节回家互动联盟”2013大型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北京电视台对施昌奎研究员进行了现场采访，陆小成博士宣读了启动倡议书，赵继敏、唐勇、董丽丽等博士参与倡议书签名，并纷纷倡议将目前2013年2月9日至2月15日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延长为2013年2月3日至2月17日，以有效缓解春运压力，减轻广大游子春节回家的负担。下午为“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学术沙龙活动。本次学术沙龙活动的主题是：春节回家，互助拼车。沙龙活动由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城市所、管理所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管理所所长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并强调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但老百姓出行难、买票难依然是困扰千万游子春节回家的主要障碍。2013年春节，我们将再一次面临严峻的回家考验。据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有34.07亿人次出行，而目前公共运力仍难以支撑。解决春运问题不仅要靠政府的公共交通投入、建设和管理，更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和辅助。金六福作为一家企业，能想到为老百姓春节回家提供互助平台，并为春节拼车回家成功的前100名提供赞助，这是非常好的善举和公益行为。推广春节回家民间互助拼车模式，充分发挥民间运力，将是有力缓解春运压力的一条新路径。对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五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以此为背景展开热烈讨论，为解决“春节回家难”问题建言献策。
城市所赵继敏博士认为，我们提倡春节拼车包括平时的拼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拼车是解决出行难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国人口是世界第一，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口流动非常大，分布不均衡，特别是节假日人口流动增长对交通形成很大的压力，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人口流动作为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不再局限由单一的政府管理，更需要市场和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共同参与，春节回家拼车活动对解决交通出行难提供了较好的渠道。第二，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高度，而拼车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出行量，对于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等均具有积极意义，一个人一部车是最不低碳的行为。拼车行为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如美国的一些城市在一些时段内不允许单人使用一部车，必须要有多人拼车出行，加拿大等国家也都鼓励拼车。第三，拼车回家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层面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是强关系型社会，重视在单位和家庭的熟人关系，在内部愿意交流，但在单位和家庭之外不愿意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和淡薄。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借助老乡关系扩大交流，对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拼车出行是生态环保的，也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因此拼车还应作为一种生态文化加以推广。不过，拼车出行也存在许多争议，赵继敏博士认为主要是相关法律和管理没有到位。
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春节回家一票难求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排队买票，电话订购，还是网上预约都难以买到适合自己需要的票。高铁目前能买到的都是商务座和特等座，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实在买不起。于是我们想到开车回家，但燃油费、高速路通行费等交通成本太高。金六福赞助的这个活动非常好，能为有意愿拼车回家的车主和乘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我们非常希望国家能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能向前向后后延长一段时间，哪怕三四天都是非常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速通行成本的降低实际上就是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的降低。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将春节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时间延长，不仅能够增加拼车回家的需求，缓解铁路部门交通压力，而且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增进社会和谐均大有裨益。
管理所董丽丽博士认为，拼车现象是值得鼓励，能缓解交通拥堵，多元化的交通出行途径能促进节能减排。拼车现象在中国比较新，但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成熟的社会行为。因为在中国发展时间比较短，拼车现象在中国还具有一定风险性，特别是体制和文化上还不够健全，人与人缺乏合作机制，遇到风险，责任上很难划清。我们在支持拼车回家的同时还应在法律法规方面加强完善，民间的自发行为容易出问题，权责很难划清楚。官方应建立正式平台，如建立社会保险机制可以规避许多风险，保障双方的自身权利。此外，在特大型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比较陌生和冷漠，拼车活动提供了人与人交流的重要渠道，是寻找温情和相互信任的有效机制。
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并认为，本次活动从社科院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推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是有意义的，我们社科院研究人员对这些公益活动的支持本身是对社科院的重要宣传，有利于提升社科院的社会影响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各位专家从公益、文化、生态、经济等不同视角展开讨论，非常到位。拼车能有效增进促人际交往关系，促进文化融合，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经济成本。我们支持和倡导延长高速路免费通行时间，这也是大家的共识。目前国家春节期间高速通行免费响应了国家节假日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所突破，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延长免费通行时间是让利于民，对农民工家庭更具有积极意义，体现执政党以民生为重的基本理念，让利于民是真正的福利。
施昌奎研究员还认为，春节回家是人口流动的高峰期，建立与高峰期相适应的公共交通产品压力很大，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一旦春节过后，会造成交通运输能力的过剩和闲置，从资源节约的角度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和共治，金六福等企业参与春运活动，弥补国家运力不足。当然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公益活动存在一些风险，引进社会保险机制来化解部分风险，但不足以弥补拼车回家的所有风险，还需要建立社会公益活动基金，实现社会建设、政府支持、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有效机制，能在社会保险赔付之后进行兜底，减少更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压力。
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非常感谢金六福春节回家互助联盟提供的本次活动机会，感谢各位专家和新闻媒体朋友的参与和支持。春节回家互动联盟活动非常有特色，有创意，有价值。在意义层面，春节拼车回家既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春节一票难求等问题，也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促进城市人际关系的融洽，促进城市和谐社会建设，减轻交通负担，减少车辆出行，促进生态文明和低碳社会建设。在机制层面，需要政府加强支持和引导，鼓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拼车公益活动，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的交通出行供给机制，满足更多社会群众出行需求。国家经常提要扩大内需，实际上我们很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春节回家难、购票难一直就没有得到真正满足。目前火车、汽车、飞机实际上一直没有真正满足大多数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节假日出行需求市场很大，机票太贵，普通老百姓买不起，高铁对于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来说也是比较贵，商务座和一等座满足的是富裕群体的需求，而取消部分普通火车更使传统的普通火车和公共汽车依然难以满足普通群体急迫的、旺盛的节假日出行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社会组织、社会群众的互助和参与，提供多种选择渠道和机会，政府在加快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应该从让利于民、改善民生、执政为民的高度对拼车等民间互助行为给予支持和鼓励，在政策、财政、制度、管理等多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持，真正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包括交通出行等多方面的服务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