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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年奥运会:中国人文精神从传统走向现代



目录：

 

提要

 

一、北京2008年奥运会凝聚了人文精神从传统到现代的成果

（一）传统文化中的体育

（1）以符合社会道德为导向

（2）以顺应自然为导向

（二）近代体育发展与文化反思同步

（1）体育发展与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2）体育发展与行为（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3）体育发展与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4）人文精神的凸现

（三）北京2008年奥运会凝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

（1）凝聚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2）凝聚了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

（3）凝聚了从物到人的转变

二、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发展的展望

（一）以发展北京文化作为战略重点

（1）文化在国家软力量中的重要性

（2）北京的文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北京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典型部分

（三）大力扶持和发展北京文化

（１）扶持和发展北京文化要有新思路

（2）北京立体生态文化应当具有的特点

参考书目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中国人文精神从传统走向现代

 

梁劲泰

 

 

提要：体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历史发展中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表现在物质层面、行为（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三个层面的统一表现为人文精神，并且渗透于体育的发展之中。体育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同步，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载入史册，从这一角度观察，这次奥运会既凝聚着中国文化－人文精神从传统到现代的成果，以及对未来北京文化建设的展望。

 

关键词：文化 人文 体育

 

一、             北京2008年奥运会凝聚了人文精神从传统到现代的成果

 

体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与文化有着密切相关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莫菲认为文化是“一种显示不同社会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为模式，或称行为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后天学到的行为模式是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共同遵守的。文化又是一个知识和技术体系，我们依靠这一体系来适应周围的物质环境。文化还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规范系统，是知识、信仰和规矩的总和。”

通过莫菲对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所具有的物质、行为（制度规范）、精神（价值道德）的三个层面。体育的发展和演变与文化同步，同样渗透于文化的三个层面之中，并且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体育发展史渗透于文化发展史之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一）传统文化中的体育

在西方的现代体育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体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渗透于儒、道、佛三家的传统文化之中。如儒家的“六艺”中就有“射、御”与“礼”并列，是儒家行为举止规范中的一部分；道家崇尚“自然”，在回归自然的思想作为主导的基础上，演变出了体育养生的各种方式；佛家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在有意识地引导精神活动的修行方面，也产生出了佛家的各种气功。

这时的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明显，如儒学受礼教的影响，在体育中就有了重文轻武、重男轻女的表现，佛、道重内省，在体育中也有轻视强筯健骨的倾向。从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分析，体育受到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道德价值的导向；二是天人合一，以顺应自然为价值导向。二者都强调和谐，并将和谐思想贯穿在体育养生之中。

 

（1）以符合社会道德为导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育活动以礼教的要求和规范作为准则。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所有行为都要受到礼教的约束。“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进行竞技活动也不例外，必须要合乎礼法。在周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中，其中书、数为小艺，礼、乐、射、御为大艺。是否经过“六艺”训练，是文明与蛮夷区别的重要标志，六艺的射、中也体现了礼治教化及等级次序的精神。

在礼射的竞技活动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和礼仪程序的规定。在西周，天子祭祖、祭神等大典时前往“射宫”举行的礼射称为“大射”；诸侯朝拜天子时的礼射称为“宾射”；天子宴会、娱乐时举行的礼射称为“燕射”；乡大夫在乡里饮酒时举行的礼射称为“乡射”。在射箭活动时，射箭的先后次序按参加射箭者的等级贵贱身份决定，所用的弓、箭、箭靶的形制和伴奏的音乐也因等级而各不相同。《礼记·射义》中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将这种和谐以严格的等级秩序表现出来的。甚至人体中的五脏也对应于社会生活的等级，心脏相当于君主，是统摄全局的，与其它脏器之间也是君臣的关系，“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秩序也是不能颠倒的，“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

儒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养生之道，主张通过积极的精神和道德修养来增强人的自制能力，以顺应社会等级关系，认为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同时也可以实现人的健康，“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如果不遵循“礼”的等级要求，不仅仅会造成社会冲突，也会危及到自己的健康。

 

（2）以顺应自然为导向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与人是相通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小天地，与自然界同样都是由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人之生，气之聚也……通天下一气耳。”“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夫五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命之本始……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汉代的天人合一论认为人是天的“复制品”，“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这个理论认为，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醒）暝（睡眠）；天有暖清，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中国古代的人们认为天圆地方，所以人的头是圆的，足是方的。

人与自然都来源于天地的阴阳二气，如果阴阳二气都处于平和状态，那么天、地、人三者之间就是和谐的。因此，健康就是阴阳二气在体内的平衡，“阳注于阴，阴满于外，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曰平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而人的日常起居行为，都要与天地同步，要顺应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规律，例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是顺应了阴阳二气在一年中消长运行的总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健康与长寿。

在道家的主静养生的一派中，为了进一步回归自然，强调要摆脱所有人为及社会因素对个人情绪和生活的影响，“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用避世的方法以求得个人精神上的和谐平静，“致虚极，守静笃”。保持恬淡虚无，以此达到悟道及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样，人与天地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就成为古代体育养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在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下，人的体育养生之道既要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也要与自然一致，最终实现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传统文化对体育影响的积极面。

 

（二）近代体育发展与文化反思同步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自成一体的局面，从而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体育领域同样也开始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和一般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状况一致；先是物质技术和产品（物质层面），然后是组织制度和规则（行为层面），最后是思想理论和观念（精神层面）。

 

（1）体育发展与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中国人这时对形势的反思是很直观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物质文明比中国进步，因此取胜必须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应对西方的侵略。魏源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在三个方面：“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的这一思想，在洋务运动中以训练新军得以实施，这时西方式的体育正式进入中国。

西式体育最早表现为组织新军引进西方国家的兵操，当时有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及清廷的禁卫军，后来还有洋务派组建的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这些军队主要是聘请外国军人进行训练，学习洋枪、洋炮、洋操。当时的兵操，主要来自英、美，内容包括列队、刺杀、战阵、战术以及一些普通体操。

洋务派除了在新军中推行体育，也在1862年开始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以培养“西文”和“西艺”人才。西文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方言馆（1862）、广州同文馆（1864）等；西艺学校主要有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1865）、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5）等。1876年李鸿章还选拔了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体育。此时的体育围绕的宗旨是为了强兵，而强兵的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儒教）和保种，体育发展的主要内容建立在物质层面上。在张之洞的《札学务处发学堂、军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

 

（2）体育发展与行为（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1894年，洋务派组建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灭，这样的结果便迫使中国人必须要改变原来的思路：简单地进行文化物质层面上的改造是行不通了，应当进一步学习日本的方法，进行行为规范或制度上的改造，这就表现为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运动。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主张在体育方面实行制度改革，他主张停止以弓刀步石为主要内容的武科考试，推行德国的练兵制度和学校教育。他在给清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充分肯定了德国（普鲁士）军队的高素质，“其操兵则登山跳涧，横野渡河，遇伏遭伤，无不备，其练兵为两甄，如真战，深夜调千数百里。……其兵立如山，其后行如水。”他强调只有具备先进的军事制度，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他建议直接学习德国的军事体育来强兵，“当列国争强之世，尤重尚武”，而实现“争强尚武”就必须要建立现代的教育制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康有为进而提出要在教育制度上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开办新学，同时也提出反对妇女缠足的建议，认为“而卫生实有所伤，……而且绝涧莫踰，高峰难上，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时，便强调学生每隔一日必须要上体操课。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设想未来的小学院时提出要注重卫生、体育设备，儿童时就应当开始体育教育，“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花木、水草无不茂美，足以适生人之体。”

曾经首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1854－1921）则将体育落实在教育制度中，他反对洋务派只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认为如果要主张西学，就必须建立与西学相应的制度。严复的教育思想表现在其翻译斯宾塞的《论教育》（译名为《劝学论》）一书中，他认为西方的教育是“以浚智慧、练体力、历德行三者为纲”，因此要实现中国自强、保种的目的就必须从改变封建教育制度入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使国家实现“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而且这三方面必须并重，“使三者毋或偏焉。”

有趣的现象是，严复虽然强调西学，但却又认为西学的体育宗旨是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的，“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对西学的怀疑、恐惧和反对。1866年，清廷的大学士倭仁（1804－1871）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8]甲午战争之后，一些人将西学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西海潮流猛秦火，东风（日本）复助为妖祸。”9]

但是几经周折，西式学校教育制度逐步开始建立起来，体育的发展也随之在我国进入了文化的制度层面。1901年8月，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1902年8月15日，清廷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发的关于学制的系统文件，时称“壬寅学制”，这一学制虽公布但没有实施。1903年，张之洞奉命入京主持制定新学制。1904年1月13日颁布了清廷批准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而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由此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教育无章程、教学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框架。

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并且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独立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并在地方设置相应的教育行政系统。在这个学制中，对体育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学制参考了各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日本的学制，初等教育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为中学堂，高等教育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

在体育方面，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各类学堂的必修科目，每周必须保证有2至3个课时。体育在蒙养院中的宗旨是“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展其身体，渐宏其心知，使之远于浅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道。”主要内容有“游操，手技，徒手游戏和同人游戏”等。目的是“使其心情愉快，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爱众乐群之习。”

在初等小学堂是：“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体操的“要义在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矫正其恶习，流动其气血，鼓舞其精神，兼养其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之习；并当导以有益之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其心思。”主要内容是“有益之运动及游戏兼普通体操”。

在高等小学堂是：“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体气为宗旨。”体操的“要义在于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主要内容是“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和兵式体操”，要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

在中学堂是：“体操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主要内容有“普通体操、兵式体操”，“若系水乡，应使其练习水泳”。同高等小学堂一样，“宜以兵式体操为主。”

在高等学堂是：“第一年至第三年，体操均为通习课，教学内容为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此外每星期另有一个小时“兵学”，内容有“军制学、战术学、战史等。”另外，对于师范生则要求还须学习体操教授法。体育正式进入学校的教育体制之中，体育的发展相应表现为制度化的发展。

这时，清廷又重新组织新军，如张之洞的“自强新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等，改聘德国军官为教练，这些德国军官不仅把本国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带到中国，同时也把德国的体操制度直接传播到中国。体育的宗旨与文化反思的过程是一致的，是为了通过制度的改变以现实强兵、强种、强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

 

（3）体育发展与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反思

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中国的体育制度开始建立并完善起来了，但仍然不能很快、很好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状况。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侵略等事实，再次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受到冲击，开始痛下决心去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时的体育也进入了文化的精神层面。

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心态可以通过鲁迅（1881－1936）先生的一段话表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31]

在鲁迅先生看来，人的精神麻木到如此地步，纵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仍然还是会被别人欺负的，他在《药》、《阿q正传》等文中继续描述了中国人的这种麻木。鲁迅先生将这种麻木总结为人的奴隶性，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实质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梁启超（1873－1929）先生则将这种奴隶性分析为两个层次，一是“身奴”，二是“心奴”。“身奴”只是人身的依附，“心奴”是甘愿作奴隶。

梁启超先生认为应当在思想和精神上对民众推行一场启蒙运动，要维新吾国，先要维新吾民，这就是他的“新民”主张。“新民”的内容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民气、政治能力等方面之“新”。这一“新民”的思想也在体育中表现出来，梁启超先生认为学校体育的宗旨是要改变国民的体质乃至精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国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頺备以坐废也。”

这样，就要效仿西方古代希腊的斯巴达人，练就强悍、雄伟、魁梧之体魄尤其尚武的精神。深受尚武精神影响的青年毛泽东（1893－1976），早年便身体力行“新民”思想的主张，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和意志。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穿上薄薄的衣服，沿着院墙外的河道和田间小路，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然后在魁星寺看书；他爬山、游泳、冷水浴、风浴、雨浴、露宿，凡一切能坚固肌肤、锻炼意志、增加气力的运动项目都尝试过。

毛泽东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在体育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体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营生”与“卫国”。体育对人的直接作用是“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身心全面发展。“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智德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者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阐明了体育与智育、德育的辩证关系。指出知识诚然可贵，“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道德也固然可贵，“所以立群道平人已者此耳”；但身体也很重要。文中强调少年儿童应特别“注意于身体之发育”,学校“宜三育并重”，对于偏于德、智而忽视体育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这一思想后来在1957年得到了完整的表述，“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蔡元培（1868－1940）先生对体育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他在1912年《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说：“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肠胃也，用为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身；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连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后便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重要的宗旨就是要从思想、精神上来解决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也随之进入了文化的精神层面。在这个时期，鲁迅、梁启超、毛泽东及蔡元培等人并没有否定体育本身，而是强调了要将体育与人的精神结合起来，这也标志着体育的发展也进入了文化的精神层面。

 

（4）人文精神的凸现

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所走过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说明了以下的道理：在文化层面中无论是物质、行为或精神，最终都必须以人为本，否则都会导致偏失。过度强调物质层面，则是见物不见人，轻视了人的精神追求、道德价值；过度强调行为或制度，如果也不能以人为本，则容易走向教条与僵化、最终也会使制度本身失去操作性；过度强调精神与思想，则往往容易脱离实际、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最终流于形式而成为空论。因此，只有用人文精神统摄上述三个方面，才能得以和谐全面的发展。

中国的“人文”一说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刚柔相交，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周易·系辞下》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最早对此的解释是：“刚柔相交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后来唐代人对此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宋代程颐的解释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文”思想的深刻性在于：1、“人文”要取“天文”之道。“天文”之道是刚柔、阴阳的结合，同样人文也是人类社会中刚柔、阴阳因素的结合，“物相杂，故曰文”；2、“人文”的核心在于教化。“人文”是要使社会中的基本因素化为有序，这就是人伦之序，用之以教化万民，便是人文之道。3、“人文”之道是完整的。“人文”中的各种因素不可偏废，“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所以既要观乎天文，也要观乎人文，以察其变，及时进行调整。总之，“人文”体现为既要有物，又要有规矩，最终还要符合人的精神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教化天下”。因此，中国的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行为（制度）层面及精神层面的统一。

 

（三）北京2008年奥运会凝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

 

（1）凝聚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历程，是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宣告了中国彻底告别“东亚病夫”的耻辱，也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的显著提高。

回顾历史，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1932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1971年开展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可以说是中国体育与政治文化结合的佳话，1984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大型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7年已经与世界上170个国家建交。这一切都标志着日益开放、日益强大的中国以更为宽广博大的胸怀拥抱世界，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正如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正是凝聚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2）凝聚了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是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面对这样的历史耻辱，中国人在一百多年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在新中国的建国初期，毛泽东还多次用“一穷二白”来比喻中国的国情，他当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经过了历史几经亡国的痛心疾首，中国人的心态比过去成熟了，经过中国革命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就、开创新局面的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中国创造了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逐渐建立起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国形象，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来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传统文化。

面对来自世界各个方向的不同声音，中国人胸怀更为博大，视野更加开阔，已从文化自卑、文化自残的心理阴影中艰难地挣脱出来，走向自信自强之路，荣辱不惊、处变泰然。人们已经不再具有极端情绪化的褊狭心态，正在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既不盲目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待客观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2008年奥运会才能以自信的心态面对世界，同样也以自信的心态让世界看待中国。

 

（3）凝聚了从物到人的转变

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侧重于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解释历史发展，他的设想是先建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理想社会之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并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完成党的基础理论从以物为重心到以人为本的重要转变。

一百多年来，我国现代化的历程经过了发展物质层面“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变革制度层面的变法维新、推翻帝制的社会革命；以及提高精神和素质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新中国建立之后，也曾经几度反复挫折，经历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上的偏失，逐步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进步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这个历史过程体现了从物到人的转变过程。

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与奥林匹克运动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表明这几千年来在历史的一个瞬间获得的一个巨大飞跃。

 

二、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发展的展望

 

（一）以发展北京文化作为战略重点

 

（1）文化在国家软力量中的重要性

当今在国际社会的发展中，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也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通过文化使人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文化更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在当代，文化更是与社会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质上是决定国家发展与国际形象的重要“软力量”。

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力量”的概念，他认为软力量是相对于军事、科技、教育、经济力为基础的“硬力量”而言的；软力量是在国际事务中，国家通过吸引力而非恐吓力达到目的的能力，也就是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产生影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魅力所在。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软力量”，因此有人提出，经济竞争实质上是文化竞争，21世纪的战争是文化战争。

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每种文化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影响之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文化中体现出的‘软实力’程度。一般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是成正比的，有形的力量越强大，文化可能越具有吸引力。也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实现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资源。”

美国是当代世界上“软力量”影响最大的国家。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大部分操纵在美国手中，全球传播网络很大程度上也被美国控制，这使美国的信息传播占了世界的65%。美国政府借助强大的传播工具向全世界传递着他们的声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影响世界舆论，左右人们的视听，为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服务。美国的“软力量”不仅仅在媒体上，而且还表现在以好莱坞、牛仔裤、肯德鸡、迪斯尼、可口可乐等方式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中体现的美国价值观。

近年来，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在“软力量”发展方面不甘落后，奋起直追。2002年，日本文化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是钢铁产品出口的5倍。韩国也在韩剧、流行歌曲的带动下，文化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的主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文化方面的出口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看上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动漫是日本文化软力量中的重要部分，甚至日本政府也参与了对动漫的支持，设立了“国际漫画奖”，并将其称为“漫画界的诺贝尔奖”，原外务大臣麻生太郎不仅是个超级漫画迷，也是发挥动漫软实力的最大的鼓吹者。现在日本的动漫产值远超出钢铁业，日本动漫产业的年营业额达到230万亿日元，已经成为了日本第三大产业，广义动漫产业已经占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十几个百分点。

在当今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强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而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为文化的影响，今后要在国际市场中继续提高经济竞争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必定是竞争力中的重要成分。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硬力量”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软力量”方面相对滞后。在应对目前美国强大“软力量”的挑战，面向世界的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目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机遇大于挑战。北京2008年奥运会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软力量”的大好时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牢牢抓住奥运的契机，大力发展北京文化，应当是北京市2008年奥运会之后发展的战略重点。

 

（2）北京的文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奥运会由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主办，必定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中国鲜明的文化形态，东方哲学智慧必定会通过这次奥运会给予整个世界以有益的启示。

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想象多于实际。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逐渐强大的过程，也使得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感到自己独霸资源、控制市场的野心受到了挫折，产生了对中国的不满。这样，在对中国恶意理解的意识下，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中国崩溃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宣传“中国威胁论”，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反而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主宰亚洲。”在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一些媒体中，经济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环境的威胁、文明的威胁、人权的威胁等种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论纷纷出现。而危言耸听的“中国崩溃论”则是不承认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夸大一些消极因素，给人们造成一个“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形象。意识形态的对立与西方大国的霸权心态是产生“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原因，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制造种种事端，以此来损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世界的了解，除了一些恶意的理解之外，一般西方人对中国不了解主要的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更不了解一百多年来我国从传统到现代化走过的艰难和痛苦的历程。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进一步走近中国的一个难得的契机，我们要使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中国的文化精髓长久地融入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之中。

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应当使世界各国看到一个“经济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应当使世界看到承载这些辉煌成就的13亿人民对发展的渴望，对和平的热爱；使世界看到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中国”的内容和价值。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奥运会实质上是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就是要突出我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就是文化物质层面、行为（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统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自强不息的中国、博大和谐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建构是要通过经济上的日益现代化来进一步向世界展示自己博大浩瀚的文化蕴含、开放进取的文化品格、崇尚和平的文化理想。因此构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发展国家“软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文化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国际，对于国内建设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国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逐渐表现出来，如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紧张与环境压力，庞大的人口压力，等等。这些矛盾表明，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无法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也无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建设和谐社会，还必须增强国家的文化力量，通过文化力量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北京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典型部分

文化的魅力来自于文化的个性。中华文化以其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中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不仅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文化形态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如同一棵大树，是由茂密繁多的枝干构成的。在这些枝干中，纵向有先秦文化、汉唐文化、宋明文化和清代文化；横向有细腻精致的江浙文化、生机勃勃的广东文化、古老浑厚的陕西文化、活泼干练的湖湘巴蜀文化，有丰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嫁接过来的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已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传承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等，也有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说、传统艺术、民俗活动、节庆礼仪、民间工艺等。北京作为中国的国家首都，是“首善之区”，同时也是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北京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皇家宫廷文化、宗教庙宇文化、古典园林文化、名人故居文化、民俗文化、传统商业文化、天桥文化、庙会文化等。北京也是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古都，集中华诸文化之大成，是具有代表和典型意义的。

自从元、明、清以来，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化在北京汇聚、碰撞，使得北京具有了既独特又典型的文化意味。与古老的都城西安相比，北京既有浑厚、典雅的气派，又充盈着宏阔的威严；与南方的都城南京相比，北京既有着南方文化的细腻，同时也具有着北方文化的粗犷大气。清末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民族文化的抗争，使得北京成为文化冲突的焦点，同时也使北京文化更具有了鲜明的特点。

北京作为全国的中心，是风云人物的云集之地，聚集着大批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及文化名流，因而具有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浓厚的文化氛围。几十年来，就移民量和移民来源的广泛程度而言，中国哪一个城市都不能与北京相比，北京的市民是由老北京的居民与新的移民组成。所以北京文化层面之丰富也是绝无仅有的，从雅到俗、从高层到低层无所不包，各领风骚，正如同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列一样，古老与现代奇妙地融成一体。

北京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将各种差异的文化和谐地融合一体，既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粹，也可领略到外域文化的新奇；既有古典的平和与优雅，也激荡着现代的匆忙与奔波；既有着节制保守的自我满足，也不乏狂野奔放的审美。在北京文化中，凝聚着历史的认知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感受，积淀着中国人几千年来、以及几百年来的精神追求。因此发展北京文化，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大力扶持和发展北京文化

 

（１）扶持和发展北京文化要有新思路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71年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文化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不断深入，现在人们已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形态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失去了合适的土壤、环境都会受到摧残甚至会死亡，并且不可能再恢复。北京的文化形态也是具体的，是由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环境构成的整体生活方式。北京文化中的一些枝干文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并且也在生活中消失，如皇家宫廷文化只能是博物馆文化。但是，例如一些胡同文化、校园文化、民俗文化等一些文化形态，稍加扶持便可能生存、发展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化形态的消失可能具有人为因素。例如南方某城市中某街区中原先只有一个书店，在这个书店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卖旧书、卖古玩，经营文房四宝的文化区，许多文人墨客也开始慕名而来，书卷味也愈来愈浓。后来，政府出于各种经济、交通上的原因，又在这里建造了一个鱼市，结果破坏了周围的氛围，没过多长时间这个文化区也就消失了。

发展北京文化，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就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同时也应当遵循文化自身具有的发展成长规律，如果揠苗助长，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的。政府对于具体的文化形态，应当是扶持而不是打造，有意而不是刻意，重内容而不是重形式；应减少政府对文化发展的直接干预，同时也要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对北京文化又好又快的发展。

政府发展北京文化，犹如种下一颗种子，种下之后，让其在适合的土壤和氛围中自然成长，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可能成为参天大树，并且它的根还可以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去。发展北京文化，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要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思路，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也应当吸收在世界文化建设中所有值得借鉴的最新成果。

例如美国对文化产业的推动方式是由“政府隐形推动”的，这一方式是值得借鉴的。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使用“框架性布局”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在世界各国都将电影和书刊看成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不给予重视时，美国政府就以“意识形态”冷战的需要为理由，注入大量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影业已经占据了市场的85%，给美国每年带去近180亿美元的收益；仅仅一份《读者文摘》，年创收就高达25亿美元。现在，美国文化产业在其gdp中已经达到25%的突出比重,成长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美国政府中没有设置文化部，政府对文化的扶持，主要是通过投资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的。

美国发展文化软力量，也是以城市作为支撑点，好莱坞在洛杉机市，百老汇、华尔街在纽约市。北京市的城市特点也完全具备了发展中国软力量的基础，美国文化或者其软力量的强大，不一定表现为其创新能力很强，但是美国的文化发展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其利用率极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西方文化软力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方面。如好莱坞位于美国的洛杉机市，是美国电影文化的象征；纽约市的华尔街，是著名的金融文化区；百老汇在纽约市只有25公里长，但却有几十家剧院；巴黎市拉丁区的学园文化，聚集了法国的文化精英，并领导着世界的时尚；伦敦市的西区，也是一个集政府、商业于一体的文化区。西方的这些文化区具有很强的整合性，能够广泛吸纳社会中不同领域的人才，由此也产生了很强的辐射扩散性，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立体生态文化区，也就是活文化。巴黎、伦敦及洛杉机市都举办过两次奥运会，伦敦市将在2012年举办第三次奥运会，与这些城市拥有浓厚的文化特点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应当放在活文化方面，而不是过去已经消失的文化中。美国的著名学者列文森对于“博物馆文化”有着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博物馆’象征着‘保存’。保存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可以供人们去鉴赏，其意义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当然还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人们固然会感叹古代战车与马车构造上的精巧，并为我们的祖先而自豪，但是，大约不会有人试图再去乘坐那些战车与马车，因为人们都清楚它们只是代表一段特殊的历史。”

发展北京文化，应当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北京文化应当充分体现出人文精神，北京文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文化（故宫、北海、天安门等），也不仅仅是行为层面的文化（庙会、民俗、歌舞等），更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纸张、碑刻与书本中的精神文化（古籍、文物、小说等）；而应当是集生活器物、日常行为、精神品位三者为一体的，以人为本的和具有现实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立体活文化。

2．北京的外来人口日益增多，虽然北京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但不能将北京变成一个新的移民城市，更不能将北京文化演变为移民文化。因此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北京的优秀文化传统，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北京文化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北京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独特魅力。应当在一些城区发展立体文化生态区，有意识地保留北京特有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充分发挥北京文化所应当具有的人才、知识资源的整合作用，只有经过人的一代代繁衍，才能将北京文化承传发扬下去。

3．在文化战略上，应当采取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一方面对于北京文化中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要大力抢救、保护和开发，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同时也要重视大力发展扶持以北京现实的人为主体的活文化，避免使北京文化成为单一因素为主体的“平面文化”和只见物不见人的“博物馆文化”。要体现出人们日趋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人们的文化创造活力，体现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表现出先进文化的更高要求以及社会活力的显著增强。

 

（2）北京立体生态文化应当具有的特点

从概念上说，立体生态人文文化与其它各种一般意义上文化形态或文化产业是有区别的，如景观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可以把这种具有生命力的、能够不断发展的文化称之为“立体生态人文文化”。所谓立体，是指其多元性、交叉性，是将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学习、工作、生活、社交、教育融为一体的；生态是指现存的和有机的，而且是具有全面协调性与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是指以人为本的，符合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的。建设立体生态文化区，要体现出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的要求。

1．从着眼于过去转变为着眼于现代。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所以我们往往习惯沉溺于叙述昔日的辉煌，而忽视现实文化形态建立，以及它的作用和影响。通常是我们的文化、知识及人才资源被别人开发利用，并且转化为经济效益之后，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它们的现实价值。

2．由被动的适应转变为主动地创造和竞争。立体生态文化不应当是被动地适应外来文化，或者被动地等待政府的支持，而更应当体现为主动地创新和竞争，要充分发挥出中华文化的优势和特点，并且充分地开发中华文化中的潜在资源，要具有主动进取的精神，充分表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特点。

3．由观赏型转变为参与型。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往往也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如同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是具有参与性一样，即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指的是修身立德之事，无论贫贱富贵都是可以力行的，都可以积极参与的。在香港的中环皇后广场，节假日时聚集了许多来自菲律宾的女佣，她们席地而坐，边吃边玩边聊天，甚至睡在地上；香港人说不忍心赶她们走，由于这些菲佣的参与，天长日久，便形成了香港一幅独特的人文文化景观。因此立体生态文化区应当具有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参与性，成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的文化事业。

4．由凸现个人转变为群体整合。立体生态文化要求具有相应的人际氛围，即俗话所说的“人气”，只有这样的文化才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孔子非常懂得到这个道理，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如果不懂得与仁者为邻，怎么能称得上为智者呢？这样便有了历史上“孟母三迁”，“百万买宅，千万买邻”的佳话。因此，立体生态文化区必定要考虑邻里的建设，以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体现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5．由封闭的文化转变为开放的文化。这里所说的“开放”是指对大众的开放性，立体生态文化不能是少数人控制的精英文化，而是面对各个领域及大众开放的文化，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例如美国的好莱坞文化就具有良好的开放性，表现在围绕着电影事业广泛地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且大量吸纳各国及各个领域的相关人才，并不是少数人垄断的封闭圈子。

北京作为一个人才聚集的城市，不乏具有发展前途的潜在文化区，例如一些大学区如果环境氛围和影响辐射力不断增强，或许可以演变为世界级的学园文化区；一些艺术区如果能够集中一些，不断积累和增加人气，或者可以形成小规模的好莱坞、百老汇；一些商业区、富人区如果能够不断增添文化含量，必定也能够蕴育出具有特色的文化。可以预见，如果在北京市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立体生态文化区，就能够高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知识、人才资源），是一定可以造就出大师、创造出巨著的，最终也必定是可以产生出巨大经济效益的。

发展文化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文精神的核心、以及文化的核心都是人，因此发展北京文化必须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人文精神的，并且以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动的人为核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政府发展文化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政府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发展北京文化，还要充分体现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它既是奥运后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同时也是造福后人、功德无量及名垂千古的伟业。（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