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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藏族干部

梁劲泰  李碧宪 译

（发表于《西藏青年报》1989年11月25日，12月2日、9日、23日、30日）

作者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现在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名誉社长。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1938年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1951年与妻子邱茉莉到中国并开始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在198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爱泼斯坦曾先后四次来西藏实地采访，每次三、四个月，采访所用过的笔记木就有一米多高。详细记录了西藏几十年来震撼人心的变革。

爱泼斯坦著有《西藏的转变》一书。内容有西藏社会历史的前后对比，宗教和农奴制，农业、工业、新干部，解放军在西藏，统一战线等章节。通过这本书，爱泼斯坦真实地将西藏的昨天，今天和未来介绍给读者，用他本人的活来说就是：“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译自《西藏的转变》第十章“藏族干部----从长征到今天”。

----译者

一、第一代干部；长征中的红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针对“中国侵略西藏”这一谬论，每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人，都当应针对历史中的两方面事实进行认真的思考。一方面的事实是：1300多年来汉族、藏族及其它民族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藏族人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各民族根本利益的革命。

藏族人和革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长征。在1935年长征途中，红军在甘孜建立了博巴(藏族)苏维埃政府。这也是共产党实行民族自治政策的最早例子。甘孜当时属于西康省，现在是四川内两个藏族自治州中的一个。

最早一代的藏族共产党干部，也是长征中的幸存者。当年这些藏族小伙子之所以参加红军，仅仅是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要反抗共同的??削和压迫。并且要为建立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而斗争。他们是作为反抗民族压迫的社会压迫，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典范加入红军的。从那时起，他们便经历了革命熔炉的锻炼。在各条战线上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大大提高了。

他们长期转战南北，远离自己的家乡。他们一直渴望回去。经过了专门的准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党派到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例如像蒙古这样的地区，具有与西藏一样的特点，也是处于封建贵族和喇嘛的统治之下。到了1949至1951年期间，他们终于返回了家乡，起初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如阿坝，甘孜地区工作，后来便到西藏，并开始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桑杰益西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天宝，天宝这个名字据说是毛泽东在长征后为他起的。他在1976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1979年接替他的是另一位长征红军：杨东升(西罗敦珠)。同年，天宝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1981年，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两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同年，天宝回到家乡，成为四川省委书记。

在拉萨，这位藏族的老共产党员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由一个18岁的穷喇嘛参加红军的，以及他后来的一些经历。以下是他的陈述：

“我们的党一直是支持国内各民族平等的，并且也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广西省，那里有许多少数民族。其中的壮族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参加革命的。韦国清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是中央政治局成员。”

“在长征中，红军与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广泛的接触，如湖南、贵州的苗族，四川、云南的彝族。刘伯承司令员就曾经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许多彝族劳动人民加入了红军队伍。在四川的甘孜和阿坝，有许多像我一样的藏族人加入了红军。”

天宝接着说：“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红军呢？还是从我们的家乡阿坝地区说起吧，在那里，藏族人民有着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列18世纪。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新型军队就像亲兄排一样对待我们，他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禁止称呼我们为‘蛮子’。红军的标语口号也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和愿望的。‘打倒汉族官僚和藏族土司’，‘均分土地和牛’，‘民族自治’。”

“很自然地，我们便支持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但是起初并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弄不清这是某个人还是某个小组的名字。”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散布了许多谣言，甚至说红军要吃小孩。所以红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都逃走了，只剩下老人留在村子里。但是过了不久，我又悄悄溜回去，想看个究竟。结果我发现了什么？红军正在将土司家中的酥油和衣服分给穷人！当然，我马上就回去了。这时村上正在组织红军地方武装，我毫不犹豫就加入部队了。”

“这支武装是很不正规的，没有任何军服，仅仅是围一条红布。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宣传，‘红军不是旧军队，不打人骂人！支持红军！打倒汉族官僚和藏族土司！’在我们的带动下，附近的藏族人民很快就做出了响应。”

“当红军离开阿坝时，我们相当多的青年人跟着一起走了。杨东升书记是其中一个，胡宗林和扎西旺珠也是。”(杨东升，1976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78年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在1981年他63岁时被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席。扎西旺珠在70年代为国家民委的领导，1981年为青海省政府主席。)

“部队很快就行踪不定地转移了，一时朝前，一时又向后，起初一个方向，后来又是另一个方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背叛了党中央，他不愿意北上抗日，并且命令部队西去青海、新疆，说是‘打开一条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这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行为造成了巨大损失，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两千名藏族，但大多数都损失了，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今天还会有多少藏族老红军、老干部，可是现在只剩下很少了。”

“长征结束后到了延安，党就安排我们去学习，以便将来能够更多地为藏族人民工作。当时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但领导都尽可能地照顾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是党员，但也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当时我们在党校第七班，这个班是由欺藏族、彝族苗族的长征战士组成的。在1937年抗战后，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回族及内蒙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学员就更多了，于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学院在延安成立了，当时是由内蒙古的老革命家乌兰夫担任领导。”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夕，我们被调到内蒙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战斗在全国从南到北的各个战场上．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中央组织部派人到各地来慰问我们这些藏族干部，杨东升当时正在长江下游的第四野战军，在四野中还有不少藏族干部，有些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我是被北京‘发现’的，于是就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很快，我们这些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便随军到了四川，最后来到了西藏。”

另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战士是索南（沙乃），我们在1955年就认识了，当时他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副主席。他身材较矮，圆圆的脸，态度乐观，当时他年仅37岁。但已经是一位将军了，任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同时也是解放军第一个藏族团的领导。他的故事就在我们以下的谈话记录之中：

“1935年．我是一个17岁的放羊娃，我的家庭是农奴，要向贵族交纳谷物和木材。红军曾在我们村子里驻扎了13个月。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人，这么热情的伙伴。在1936年红军离开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走了，我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我们村子中还有二十来个藏族青年也参加了红军，以后便开始了漫长、艰苦而崎岖的历程。在长征中生活的艰难及严酷的环境使相当多的同志牺牲了或者垮了。特别是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和草地中，我们只能吃到野草根，我们还不得不吃掉那些不能负重的，不能前进的战马。”

“在毛儿盖，地方上的藏族同胞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并且袭击了我们这支部队，差点儿把我们困死。另外有一部分藏族还在腊子口等着阻击我们，我们明白他们是受骗的，于是就换上了藏装，让他们停止对我们的射击。这时他们在山坡中茂密的丛林中大声警告我们：“马上离开那些汉人！否则我们就开枪了。’我们这时也向他们回喊：‘不要开枪！我们的队伍与你们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仅仅是北上抗日，让我们过去！’就这样我们避免了双方的无谓牺牲。到了甘肃和陕西省，我们才有了食物和住所。在定边，我们赶上了毛泽东主席的队伍，这就好像是回到了家里，不再被张国焘牵着鼻子跑了。”

毛主席给了我们藏族红军战士极大的关怀，1936年至1940年，我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开始学习时是非常艰难吃力的，但是更加吃力的是教我们的老师。我不会说汉话，而且藏话说得也是不标准的，只会说一些土话，不会阅读和写字，汉字对于我实在是太难了，于是老师针对我的情况，教我拉丁拼音字母，这对我帮助很大，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喜欢拼音文字。”

“后来我又到延安的民族学院经济系学了五年，我同时还兼管伙食，负责采购?d?d这是现实中的经济学。最后我又回到党校继续学习提高。”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被派到内蒙，在乌兰夫的领导下搞经济工作，大约干了两年，在那里我做了不少土地改革的工作，这对我更为合适。由于我受的教育很不完善，感到搞经济工作很吃力。”1947年，我回到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之后又到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马上又随军南下。就这样不断地从学校回到实践，从实践中又回到学校。”

“1950年，解放四川藏族地区的工作刚刚开始，中央又迅速将我从部队调到北京，让我们做一些回到民族地区所必需的准备工作。1951年，我回到甘孜建立了藏族团，这是历史上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藏族部队。”

“党给了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以长期的教育，我出身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我由一个农奴主的羊倌成长为一个领导干部。我总是在考虑：虽然我的能力很差，但不能辜负党的期望，自己过去做得太少了。不过，我现在才37岁，可以继续为人民工作、学习很长时间。”

非常可惜，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在1976年，我向天宝问起了索南，才知道几年前他已经因病去世了。

无论有什么样的议论，或者是根据某种历史观点认为共产党与藏族是对立的。特别是对于奴隶和农奴。但事实上，还在长征时期．他们的心巳经转向共产党了。许多人长眠在红军的墓地之中，另外一些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党教育了他们，并送他们回去帮助自己的同胞从千年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共产党与藏族是对立的么？

与此有关的就是人们错误地使用了“康巴人”这个名词。“康巴人”一般是指居住在在西藏东部的及周围地区的藏族人，但也曾经被错误地用来称呼50年代末期的叛乱分子。事实上，这些叛乱分子应当是指封建农奴主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恢复罪恶、腐朽的农奴制度。

象索南一样．参加长征的藏族人绝大多数都是康巴人，在以后的年代里又有了更多的康巴人踏着他们的足迹----为了革命事业和西藏人民的新生活而奋斗。

第二代干部：1950----1951年

第二代西藏干部现在大都担任高层及中层领导职务，他们大都来自西藏地区以及邻近的省份。他们是在1950年至1951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进藏前夕参加工作的。如同那些老红军一样，他们自己早年生活的苦难以及新生活的强烈对比，使得他们很快就投身到这场革命中去了，并且将这场革命看做是他们阶级和民族的希望。

洛桑次诚是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也是第二代干部中的一位。1976年，我们与他在拉萨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有着瘦长而结实的体格，丰富的表情，闪烁的眼光中流露出诚挚、热情同时又是具有幽默感，他充满活力、精力充沛。他的无拘无束而又相当严谨的谈话，显示出他非常熟悉自己的工作，同时还掌握着广泛而又具体、详细的材料。他可以不借助任何笔记，如数家珍似地向我们介绍每个地区粮食估产数字以及实际产量数字。

他特地描述了一些荒芜了的牧场、土地和森林．还有一些一直被认为是未经开恳的土地，但是那里又有许多迹象表明许多世纪前曾生长过庄稼，他也谈到了全区畜牧业的发展状况。随后他就扯到农民为什么喜欢骡子而不喜欢马，海拔高对母牛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从区外引进的绵羊仍然要与本地的长腿羊进行杂交，因为这些羊看上去能够适应西藏的气候和草质，可是由于它们的腿不够强壮，所以不能在险峻的陡坡寻找草料，当地牧民则认为这种羊很“懒”。他还随便地谈及他注意到了西藏、北疆和内地其他省份羊种的特点，以及与新西兰羊种在羊毛和产肉量上的差别。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吸引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

洛桑次诚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原是昌都的农奴，由于不堪压迫而逃到了四川巴塘。他在15岁时跟一位木匠师傅做了学徒，渡过了六年与门窗桌椅打交道的日子。1950年人民解放军来到了巴塘，象铁块遇到了磁石一样，他和其他的小伙子都被吸引住了，但是他的父母不大同意出去，因为他是个正在挣钱养家的人。出于迷信，他们请敦了一位算命先生，算的结果是他应该出去?d?d这就使得他的父母动心了。他想要去的学校在康定，这时解放军的18军也正在此待命进藏。

这样，他在康定就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学校，将来可以到内地省份学习更多的知识；二是加入进藏部队，结果他选择了后者。他回忆说：“我还是应当生活在藏族之中，我对西藏更熟悉一些，那里既没有那么遥远，也没有那么陌生。”只是到了1963年，他才到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半，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经过斗争锻炼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了。他的谈话既生动有趣又充满了热情。这就是一个出身文盲的农奴木匠学徒经历，共产党是怎样培养他们的，我们已经描写过了。

郑英，1976年任日喀则地委书记兼地区政府副主席。他身材魁梧．皮肤棕黑色，言谈举止谨慎。他出生在四川甘孜，出身于负债累累的农民家庭，是家里五个男孩中的一个。1950年他17岁时参加解放军，然后跟随部队进藏。1953年他从部队转到共产党的江孜工作委员会，经历了民主改革的艰难而复杂的工作，也经历了整个平叛的过程，历经艰辛。后来我们这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主管地区农业力面的领导干部，他所在的日喀则地区近年来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西罗旺扎，1976年时是一个藏族的工业干部，任西藏自治区机修厂的副厂长，机修厂可以说是自治区最大几家工厂中的一个。当时42岁，身材瘦高，头发略微显灰白，态度温和。在他介绍完了工厂的产量计划之后，我们便向他了解一些关于他个人的经历。

开始时我们只是随便地提了一些问题，可是回答是出乎意料的，其内容之丰富足以写一部剧本。西罗旺扎的个人经历，反映了西藏近来来的历史变迁，也很鲜明地表现了藏族两代干部之间的联系。

他的家乡在四川的大渡河西部。大渡河是与红军的英雄业绩以及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的历史事件而著名的。西罗旺扎出生于1935年，也正是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西罗旺扎回忆说：当他七岁时，就知道了关于红军的种种传说以及人们对红军的钦佩和敬仰。红军在离开之前曾告诉他们说：“再过三、五年左右，我们还要回来的。”可是三年过去了，没有回来，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回来，三年加五年，八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逐渐地失望了。到了1950年，红军终于在十五年后回来了，而且是永远留下来了。

西罗旺扎说：“事实上，当年有少数红军战士在我们附近的地区留了下来，他们都是由于受伤或生病而掉队的。在解放前．他们秘密地被老乡们掩护起来，解放以后他们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旧社会，西罗旺扎也受尽了苦难，在他很小时，他的父亲就死于为国民党修机场的苦役中，他的大姐将他抚养到十岁，之后就给人家放羊。“1950年，解放军来了。我们欢呼时喊哑了嗓子。他们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作战，我想参军，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且身体也太弱了。为了想参军这件事情，主人便拿木棒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并且把我赶了出去。”西罗旺扎卷起了裤筒，露出了他当年膝盖骨被打碎后留下的伤疤。

“1953年，我们乡上的一位干部看到我一瘸一拐的，便用马把我驮到了党委机关，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吃穿的问题解决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想法。

1955年机关准备送我去成都的民族学院学习，可是我宁愿去拉萨而不愿意去?e的地方，因为我仍然是个虔减的佛教徒，一心想要去卓康寺为死去的父亲做一次祈祷（还愿）。但是我却没料到请喇嘛念经祈祷是要付钱的，在痛苦和失望之后，我离开拉萨去了日喀则，在共青团委机关当通信员。在那里我的思想开始转变了，记得我有一次在念经祷告的时候，书记看见了便问我：“你亲眼见到过神么？”我马上就愤怒极了，反驳说：“你们不是主张宗教信仰自山么？”但是他却平静而温和地说：“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思想利主张了?d?d譬如关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这样，我们之间谈了很久，我开始明白了，除了宗教的确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还有更多的现实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信念。在1956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1957年，我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学习。1960年，我又被转送到北京学习机械，在那里，我的膝盖也得到了治疗和康复。当时教我的工人老师问起我为什这么一瘸一拐的，我讲了过去的经历，结果使得他大为感动。他很快就与工厂的领导安排我去积水潭医院就医，这是中国最好的骨科矫形医院。医生从我腿上取出了一些碎骨头，21天后我就恢复了，我又可以去工作了。这也是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1963年，我在青藏线上的格尔木汽车修配厂工作。1970年我才来到拉萨。”

这一代的藏族干部目前在西藏有数以百计之多，而且他们也有都着相同或者类似的历史。

三、第三代藏族干部

西藏第三代干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三代干部中有一位就是从前的女奴隶巴桑。70年代末，她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政府副主席，同时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巴桑在九岁的时候成为孤儿并且开始了奴隶的生活。50年代中时她仅13岁，她不堪忍受她主人妻子的虐待和折磨（至今身上还留有伤痕），便到解放军那里寻求保护，部队把她收留了下来。1957年，部队将她送往内地的学校。1959年她在那里入党，之后便积极要求回西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活动。

回到西藏后，她先是县妇女工作部门的一名普通干部，很快，她的忠诚、能力和干劲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成为县长的副手。十年之后，她便进入自治区党委，不久任党委书记，后来她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同时还是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热地，当时是自治区高层领导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象巴桑一样，身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及政府副主席。在1959年民主改革时，他是一位刚刚渡过20岁的没有文化的农奴牧民。在那场民主改革运动中，他的干劲、能力及勇气被释放出来了。随后在党的教育下，他的理解力和能力也得到了发展。在1972年，年仅三十岁出头的热地就担任了他的家乡那曲地区的地委书记，1982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热地的经历，也非常突出地说明藏族干部在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汉族老干部尽职尽心地培养了藏族干部，然后再放手让他们取代自己的位置。

多吉才让，是另一位自治区党委成员。他比热地年轻一岁，在1976年，他担任日喀则地区的党委第一书记。日喀则地区有19个县，45万人口，农业占全区产量的四分之一，畜牧业占全区产量的三分之一。

到了那时，西藏所有地区的领导都是由藏族干部担任的，在全区70个县中有60以上的县领导也是由藏族干部担任的。

第三代以后的藏族干部，他们在民主改革时候还都是小孩子。他们没有经历过解放前日子，但他们的大多数人从儿童时就受到了教育。以后藏族干部接受教育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科学技术将有利于他们在西藏完成现代化这一任务。

(全文完)